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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　朱子又说然以其无他左验，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，故疑之而不敢质（同上），可见，朱子对此也不能作完全肯定。

朱子又说然以其无他左验，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，故疑之而不敢质（同上），可见，朱子对此也不能作完全肯定。

后者之对象性之理，依儒学传统而言，可以收归到自家身心的道德之理。[42]  见王船山《诗广传》邶风，页23，河洛图书出版社印行，一九七四年九月台景印版。

当然以上所指是就其大脉络，小脉络本来就是万豁争流的，甚至转为地下  伏流，他日亦有再转为大流之可能。慎之工夫，只在主宰上，觉有主，是曰意，离意根一步，便是妄，便非独矣。前者可以钱宾四先生为代表，而后者则可以钱先生的高第余英时先生为代表。但这样的调适上遂之过程是须得正视的，不能只重在一宗教式的合一，也不能落在一美感情境式的合一，而须得正视外在客观事物之为一外在客观事物，从事物之理逐层调适而上遂于太极之理。这里，我们发现朱子极力的摆脱带有美学情怀的心性修养之儱侗，也摆脱了宗教式神秘主义之冥契，而极力的强调道德超越形式性原则之证立。

[21]   牟先生即以为此物应是「行为物」，此说多次见于他的著作中，最近重读《现象与物自身》亦见之，见书第七章〈执相与无执相的对照〉第十二节「儒家的无执的存有论」，页435-437，台湾学生书局印行，一九九O年三月四刷，台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船山又以伦理性的语词赋给这本体之体的 气 一伦理意味，这便将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通而为一了。这里的自然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自然，也包括社会科学的自然。

刚刚听了诸位学者的讲话，受益匪浅。第二，回归朴实的人心。为什么会有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出现，明知故犯，还不是为了追求利益。不知道常，就是不懂常规的、普遍的规则和法则，不按道来办事。

回归自然，负道而行，这就需要新道论。宋明理学也在讨论这些问题，我们要接着宋明理学继续讨论，这些问题都是道家开创起来，宋明理学加以讨论的。

人心、私心的膨胀导致了天良的丧失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一切为了金钱，这产生了金钱拜物教，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社会中，所以我认为这一条原因更为根本。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，最后都要回归到解决社会问题，治理社会，治理世界当中去，我们要研究内圣外王之道，还要研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。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明大危机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，文明是指中国文化中的礼仪文明，但礼仪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危机。我曾经把老子的思想总结为三回归： 第一，回归自然。

既然是农业社会的思想，那我们当代全球化的、现代化的、工业化的社会该如何转型？当代社会有没有可能需要再次出发去重新解读老子的道家思想呢？这就需要考察两者之间有没有相同或相似之处，有了这样的条件，才能转化，因为转化需要内在的关系和逻辑。回归朴实，返璞归真，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新德论，因为德者，万类之本性也。新德论就是要回归朴实，返璞归真。老子五千言，一直在谈本性的问题，德实际上就是道。

我在自然科学方面是门外汉，没有能力来讲自然科学，所以我就从道学、道家、道教方面来说一说我的看法。为什么人不能按照客观的法则，自然的法则办事呢？很多问题都是私心贪欲造成的。

进入专题： 新道家 老子 。我考虑了当前的社会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，两者有许多想似、相近的地方。

我很欣赏老子的一句话少思寡欲，人本来就是朴实的，私心杂念是少的，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，但是要知足，不要不满足。要研究新道家，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古代的道家思想能否向现当代新道家转化，或者说转型？因为古时的老子道家思想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尤其是当中的小国寡民的思想，典型地体现了农业经济，小农经济，自给自足的经济要求。我是从人文科学方面出发来谈的。尤其是道与心的关系，要知道，要体道，才能行道。两种都是文明的危机，该如何处理呢？ 我翻来覆去地研究了老子的五千言，发现老子深刻地分析了礼仪文明产生的两大原因： 第一个是不知常，妄作凶。基于此，我企图建立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新体系

与此不同，南宋朱熹认为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，大人是相对于少年来讲的，也就是成人。应该说这个做法在根本上提高了《大学》的地位，奠定了《大学》在后来八百多年来深远的影响。

这样一个改订，使整篇的结构变成了：先提出三纲领，然后是对三纲领的解释，之后是八条目，然后是八条目的解释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

朱熹主要是依据二程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来做补传。这样一来，后人如果仔细解读这篇文献，就会发现两个问题。

《大学》义理精要，篇幅不长，但从文本到思想，相关讨论非常多，在宋以后的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远，宋明理学的很多根本性命题、核心话题以及重要争论都来自《大学》。他认为《大学》只讲了知，没有讲行，《中庸》还讲了笃行，《大学》只讲格物致知。如果没有朱熹把四书编在一起的这个举措，把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提高到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同的经典地位，《大学》不可能在这八百多年里面有这么深远的影响。可以不用纲领、条目这个说法，但是这个主题已经提出来了。

然后从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到此谓修身在正其心，这是第三章，解释正心修身。理学家对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的重视主要还不是因为皇帝赐进士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而是因为新儒学的义理必须以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为基础。

《礼记》是汉宣帝时期戴圣所编，到了东汉的时候郑玄就为它作注了，郑玄讲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，他把《大学》理解为博学，这有一定偏差，但是他后面一句话还是有所见的。唐以后，宋元时代的学者对这个注疏本不太重视。

《大学》的结构、内容，如果我们看古本，首先先讲了三纲领、八条目。程颐说格，至也，言穷至物理也。

清初思想家陈确关于《大学》作者的讨论也值得一提。朱子的改本吸收了北宋二程先生对《大学》文本的调整，整个内容结构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经，就是《大学》的第一章，第一章包含两部分内容，前面是三纲领，后面讲八条目。其实我觉得在《大学》的工夫论里面，如果讲道德修养讲得最明确，就传十章来讲，还是慎独。所以，他说缘人所好来也，都依据于你自己的所好，外物就来了。

四书的并称以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标志，朱子反复强调读四书要先读《大学》以定其规模（《语类》卷十四），因此四书又以《大学》为首。其门弟子又相与传述而推明之，他的门人弟子进行了传承、论述和发展。

亲如果读为新，就对应了。三句话就是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也就是三在。

然后他说不知必不可为行，而不行必不可为知，他的知行观其实比较接近于王阳明的知行观，他是从知行合一这个角度来讲，批评《大学》讲知不讲行，从而推断出《大学》不是圣人之言。他的《大学》古本的讲法从他自己来讲当然是一种关于思想的活动，但是他这本书出了以后，在明清时代就带起了一大批关于《大学》古本的研究学者，追问在文献上到底哪个是正确的，掀起了一波新的关于《大学》古本研究的高潮。